方大曾摄影作品（失踪半个多世纪的战地记者）

1937年7月7日，被史学界定为中国抗战全面爆发的起点，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当时正在北平家中休假的一个年轻人得知消息后，立刻赶往卢沟桥，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他对战事比谁都要敏锐，因此在7月10日早晨，辞别了母亲和妹妹，立刻赶往前线。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被无数人牵挂的方大曾。

七七事变爆发时的卢沟桥 方大曾摄于北京 1937年7月

方大曾，又名方德增，笔名小方，1912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在当时的外交部任职，待遇比较优厚，家中衣食无忧，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方大曾用母亲给的7块钱买了一架蔡斯折叠相机，从此走上了摄影的道路。1930年从中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然而他最热爱的还是摄影，大学期间将大部分的精力投入摄影之中，他的外甥女常常看到他背着相机，带着一把雨伞，一个背包徒步去拍照。出身富裕的他，对底层百姓有着出乎意料的关注，拍摄了反映大众民俗生活的许多照片，他身上也没有一点纨绔子弟的习气，家里门口处有一个车夫，进进出出都会跟他打招呼，但出门却从未坐过他的车，要么徒步，要么骑自行车。

码头搬运工 方大曾摄于天津，约1935年

1935年，他从中法大学毕业，被“中外新闻社”聘为摄影记者，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获得好评，逐渐在摄影界崭露头角。“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的摄影活动由原来的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类的摄影迅速转向战地摄影，他在山西、河北、平津一带发表了大量的战地报道与照片，发表在各大知名报纸上，深受读者欢迎。

方大曾随身携带一本战地笔记，记录每天的所见所闻。7月10日在前往卢沟桥时，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他在路上遭到几名日军拦截，对方怀疑他并不是记者，因为记者没有这个胆量在这种时候过来，方大曾递上一张名片，加上态度自若，便打消了日军的怀疑。当他赶到时，战事已经消弭了一段时间，进入沉寂期，“伤亡的士兵想必已经被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城墙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时至正午，忽然又听到了两个消息，第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第二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卢沟桥进发。”

方大曾拍摄前线沿途风景

在长辛店，方大曾是第一个赶到的记者，看到了一片狼藉的景象，到处都是尸体，士兵们便以4毛钱一天的价格雇当地的老百姓帮忙搬运尸体，老百姓说：“直奉战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呐！”还有的在八卦：“死的那个连长的太太才十八岁，就住在这个街上，昨天看着棺材埋了之后，坐火车回娘家了，许是保定府的人。”

他在长辛店感受到的气氛很紧张，收集到了足够的素材，便急着返回家中写通讯录，于当日便要返回北平，路上受到的盘查很多，都是二十九军的人，每次盘查完之后都必说一句：“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后来，方大曾依据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了卢沟桥、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后的惨状。在稿子写就的过程中，在变换纷纭的紧张时局中，他度过了自己25岁生日，而他也不会知道，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

方大曾与妹妹、母亲少数合影之一

《卢沟桥抗战记》从7月11日写到22日，并整理了自己拍摄的照片，随后离家再次前往卢沟桥进行采访，然而，他却从此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远方，再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关于方大曾的最后消息，来自一篇叫《保定以北》的文章，方大曾在采访后，交通堵塞，无法返回北平，滞留在长辛店，为避开日军的轰炸，他孤身往南岗洼前行，到达良乡、寇店车站。长辛店的人也乘坐客车往这个方向而来，不光是车里，就连车顶、机车头上也载满了人。而二十九军从防线上总撤退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这决不是败退，这好像是一个有计划的神秘行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或许会有一个战略上的转折吧。”

然而，现在的我们都清楚，并非什么转折，而是“不抵抗政策”。

1937年8月1日，《美术生活》杂志发表了方大曾在战地前沿拍摄的一组照片，共18张。然而方大曾却从此消失人间，不知所踪。

方大曾唯一遗物

他唯一留下的，只有两个装满抗日题材底片的木箱，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方大曾的母亲将其中一箱烧掉，另一箱后来则由妹妹方澄敏保存。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阮义忠经人介绍，登门拜访了方澄敏，看到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从中挑选出一部分发表在杂志上。方澄敏后来年事已高，便将底片陈申保存，后来张在璇对这批底片很感兴趣，将它们洗印出来，办了一个方大曾摄影展，这批底片在展览之后交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因为这一批底片，80多年前的故人至今仍被人挂念。方大曾最后失踪的地方在保定，不断有人寻找他最后的踪迹。值得吗？也许会有人问，但是看到留下的837张栩栩如生的照片，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方大曾一生拍过无数照片，却从来没有给家人拍过一张，别人拍的是风花雪月，父母亲人，他拍的却是劳苦大众，战事纪实，他的妹妹也从来不敢要求哥哥给自己拍一张照片，端是怕在他那里碰钉子。然而，方澄敏对哥哥留下的底片保存得却那么用心，几十年以后，木箱仍旧是那个木箱，底片也未受损。说起哥哥，已经八十多岁的她仍忍不住流泪，当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拍摄完毕时，光盘交到了她的手上，中风无法言语的老人家紧紧抱住光盘，无语凝噎。